UMT5月课程 | 国际形势分析与对策&创新思维与决策

在风云变幻的商业浪潮中，企业领航者不仅需要仰望星空、洞察全球大势的宏大视野，更需要俯瞰脚下、突破组织与思维枷锁的进化能力。5月29日至31日，UMT学位班的同学们再次齐聚一堂，迎来了极具思想厚度与实战价值的课程。

从“宏观破局”到“微观重构”的智慧激荡。两天的课程中，王跃生教授深度剖析了《国际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》，在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周期中，寻找企业穿越周期的战略定力与生存法则；随后，贺林教授以一门《创新思维与决策》，从哲学底层认知讲起，穿透个体与群体的双重阻力，带领大家解构如何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凭借自由意志实现敏捷决策。

商海搏击，学无止境；同窗共渡，情深意长。

课程一 国际形势分析与对策

5月29日，王跃生教授给UMT学位班同学带来了一堂真正意义上的"顶格认知"课。

王教授是北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、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，深耕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研究几十年，讲起当前的国际经贸形势，不回避矛盾，不粉饰太平，用一个极接地气的比喻直接破题：

"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世界经济就是最大的江湖。"

江湖要有老大，要有规矩，才能有序运行。二战以来，这个江湖的老大就是美国，规矩就是美国主导制定的经济全球化规则。但现在，这套规矩正在大面积崩塌。王教授给出了一个直接的判断：**世界经济正在从"江湖一统"走向"战国时代"。**

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有理有据的深刻分析。

01

战后世界经济的四大支柱

要理解今天的混乱，必须先搞清楚过去那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。

战后，美国主导构建了一套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"四大支柱"：第一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（后来演变为牙买加体系）；第二是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；第三是以美欧为中心、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"中心—外围"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体系；第四是由联合国、IMF、世界银行、G7等组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。

这套系统的运转逻辑其实很清晰：美国作为科技创新者和最大市场，持续将产业向外转移；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分工，赚到的钱再用来购买美国国债——这样一个循环，支撑了战后几十年的全球经济繁荣。

数据能说明问题：1960年到2007年，全球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.6%；而2008年到2016年，这个数字只剩下1.0%。

这个循环为什么崩了？王教授指出，根本是两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了临界点。

矛盾一：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流。 只要有利润，资本就会持续转移产业，直到边际收益为零。结果是，美国制成品越来越依赖进口，贸易逆差越来越大，政府借债越来越多。截至2026年3月，美国联邦债务超过39万亿美元，平均每天增加64亿美元。财政撑不住了，关税战就成了必然。

矛盾二：外围国家必须持续升级，但许多国家升不上去。成本上升以后如果无法实现产业升级，就会陷入"中等收入陷阱"。而一旦升级成功，又会对美国的核心产业形成竞争——中国走到今天，就是最典型的案例。

两大矛盾激化，直接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，世界经济自此进入持续动荡期。

02

四根支柱，已经垮了三根半

从2008年至今的十几年，王教授带领大家做了一次诊断——那四根支柱，现在还剩几根？

国际货币体系：严重扭曲，矛盾重重。美元依然是全球核心货币，但没有任何法定地位的约束，美国可以随意"放水"或"收紧"，周期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。各国叫苦，但拿美元没办法。

WTO多边贸易体系：基本名存实亡。特朗普关税战的全面落地，已经彻底颠覆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，各国遇到贸易摩擦不再找WTO，而是直接加税、直接制裁。王教授直白地说：**"美国实际上已经退出了WTO，只是还没有宣布而已。"**

国际分工与产业链：从全球化走向碎片化。过去按比较优势分工，现在按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重组。中国的稀土，美国的芯片，已经成为地缘博弈的筹码而不是市场商品。王教授特别指出，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**经济学的基础一定是政治经济学。**

全球经济治理体系：G7、G20、联合国全面弱化，区域性平台崛起。** IMF和世界银行仍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，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、亚投行等新机构正在壮大。中美大国博弈在治理层面最为突出，表现为"桌上握手，桌下使绊"。

结论是明确的：旧秩序正在瓦解，新秩序方向不明。这才是当前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。

03

关税战打的是什么？

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：那中国怎么样？

王教授没有回避这个核心问题。他的判断是：此轮国际经贸巨变，既有"美国优先"的目标，也有遏制中国的目的，两者交织，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。

从数据来看，中国外贸整体在增长——2025年增长3.8%，2026年一季度同比大幅增长15%。但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：对美贸易2025年下降18.7%，占比降至8.8%；贸易顺差却创出1.189万亿美元的全球历史新高，这本身就成为与更多贸易伙伴摩擦升级的引线。

外资问题更令人警惕：2023年FDI流入下降13.7%，2024年进一步下降27%，2025年继续下降9.5%。

关税战的真正威胁，不只是直接关税的多少，而是特朗普政策的**不可预期性，以及对中国通过第三国转口的系统性围堵。以越南为例，美国已要求对通过越南转运的中国商品加征40%关税，并将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收归越南工贸部统一管理。在越南的中国企业，如果没有真实深度的本地产业链，将面临严峻挑战。

更深层的挑战，王教授总结了四点：外贸增长环境持续恶化、科技创新被卡脖子、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、国内经济结构亟需转型。

这些挑战，不是靠一两个政策调整就能解决的，需要系统性、长期性的应对。

04

企业出海：从"为全世界生产"

到"在全世界生产"

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，路在哪里？

王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层面：宏观层面，中国必须转变增长模式、扩大内需、深化改革，走向高水平对外开放；微观层面，企业出海是当前应对内外叠加挑战的重大战略选择。

这一轮企业出海与20年前的"走出去"截然不同。过去是国企央企为主，以资源获取和技术并购为目的；这一次，是民营企业、制造业企业、新质生产力企业为主，以产能转移和规避贸易壁垒为核心目标。

王教授提炼出一个颇具历史感的命题：中国要从"为全世界生产"走向"在全世界生产"。中国的制造能力是为全球准备的，产能不应该局限于国内，而是要实现全球配置。

但出海并不容易。王教授提醒了几个关键问题：

往哪出？ 欧美市场对中国企业日益收紧，东南亚是主战场，但也面临原产地认定的严格约束；非洲、拉美的大多数国家对华关税仅10%，且中国在当地已有一定的投资基础，是值得关注的方向。

怎么出？ 对于中小民营企业，抱团出海（以家族、老乡、区域企业为核心）和集中出海（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产业园）是相对稳妥的路径。盲目单打独斗，风险极大。

出去怎么活？ 这是最难的一关。王教授说得很直接：要真正融入当地，合规守法，遵守ESG标准和劳工规定，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；要避免把国内的恶性竞争和内卷带到海外；要培养真正具有国际视野、愿意长期扎根海外的人才队伍。不是飞地式假出海，不是绕道转口，而是真正在当地深度扎根的实业投资。

05

结语

王教授从战后全球经济结构讲起，一路剖析到今天的关税战、产业链重组、企业出海，每一个判断都有数据支撑，每一个观点都有历史依据。

在这个大变局时代，不懂政治，就看不懂经济；不懂历史，就看不清趋势。对于我们这些在商场里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来说，这堂课，远不止是学术知识的更新，更是战略思维的一次升级。

课程二 创新思维与决策

5月30-31日，UMT学位班精彩课程继续进行，同学们迎来了清华大学贺林教授为期两天的硬核大课——《创新思维与科学决策》。贺林教授从哲学认知论讲起，穿过中世纪欧洲的千年困局，拆解了现代顶尖企业的管理实践，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：创新的本质，是人类凭借自由意志，从历史的局限性中挣脱出来；而决策的本质，是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，用理性的边界与敏捷的行动推演未来。

01

认知的底层：你眼中的世界

只是你能“经验”到的世界

课程的第一步，贺林教授没有直接切入商业案例，而是先带同学们探寻人类认知的底层结构：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？

1. 理性的边界与出厂设置：宇宙中能被人类感知到的物质能量，只占全部的不到5%，剩下的95%是永远无法直接经验到的暗物质与暗能量。贺教授借用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——“感性杂多”与“知性综合统一”指出：人类感官接收到的信号原本是碎片、混乱的，是大脑通过先天的机制将其加工成可理解的对象。这种加工机制是人类的“出厂设置”。

2. 承认有限，方见无限：每个人看到的红可能都不同，但我们无法言说。承认自身理性的有限性，是人类心智成熟的标志。正如贺教授所言：“要给理性划定边界，给信仰留下空间。” 唯有承认认知存在盲区，管理者才能在面对未知市场时保持敬畏。

02

创新的阻力：经验的思维框架

既然人人都有理性的边界，那么在商业与个人发展中，阻碍创新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？贺林教授从“个体”与“群体”两个维度进行了系统剖析。

1. 个体的阻力：知道却做不到的“经验陷阱”

在“四象限正方形切割”的数学题互动中，同学们发现自己往往习惯性地陷入死胡同。贺教授指出：“你们以为自己在主动思考，其实是经验替你做了选择。” 人生积累的经验构成了思维框架，它能高效处理问题，却也锁死了你的“行”。

2. 群体的阻力：权力结构与思维框架的叠加

根据经济学中的科斯定律，资源必然向最善于利用它的人集中，群体一旦形成，就必然产生权力结构。然而，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倾向于用权力维护自己的思维框架。权力与思维框架一结合，群体的创新就被双重锁死。

历史的启示：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千年困局，导火索是黑死病削弱了教会基层的权力控制，从而催生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。这证明，要打破僵局，必须引入外生变量来松动旧有的权力与思维结构。

03

科学的决策：对抗认知偏差

课程进入下午，教授将焦点从“创新”引向了“决策”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关系：“创新解决的是可能性（从无到有）的问题，决策解决的是选择（从有到优）的问题。”

1. 不完整信息下的惊心抉择：现实中，所有重大的企业决策，几乎都发生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刻。如果一切都看清了，那叫“照章办事”，不叫决策。真正考验管理者的，从来不是寻找标准答案，而是在充满迷雾的不确定性中寻找方向。

2. 警惕“伪理性”陷阱：人类并非天生理性，很多决策失败并非能力不足，而是被大脑的思维惯性所绑架。管理者必须时刻警惕三大“伪理性”大坑：

因过去成功而产生的盲目乐观。

因“沉没成本”而舍不得及时止损。

因群体盲从、随大流而丧失独立判断。

很多企业不是输给竞争对手，而是输给自己的经验。昨天的成功模式，往往会成为今天最大的束缚。

04

组织破局之道

动态纠错与“蓝军”机制

面对个体与群体的双重阻力，以及信息不全的决策环境，现代企业究竟该如何构建“反脆弱”的组织结构？贺林教授给出了切实可行的管理解药。

1. 管理实践：去中心化，让听得到炮声的人做决策

从现代战争的战斗小团队，到稻盛和夫将3万人的京瓷打散为4000个独立核算的“阿米巴”，去中心化赋予了底层组织极致的活力。人类绝大多数的创新，不是靠孤胆天才，而是由这些碎片化的普通群体爆发出来的。

2. 放权者的智慧：不与任何一种思维框架绑定

如果不愿意放权，手握权力者还有另一种选择：面对不同意见，绝不轻易用权力去否定。贺教授展示了华为的顶层设计：

* 红蓝军制度：红军负责建设，蓝军专门拆台。没做过蓝军、没往最坏处想过问题的人，没资格做建设者。

* 轮值董事长制度：半年一轮值，定计划者要被下一任考核，逼迫最高决策者必须听取他人意见。

华为之所以强大，正是因为任正非拥有“承认自身有限”的顶级大智慧。很多企业不是输给竞争对手，而是输给自己的经验。昨天的成功模式，往往会成为今天最大的束缚。

05

结语

“胜不骄，败不馁。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”正确面对历史的方法，是悦纳自己——接受那些你无法改变的，改变那些你可以改变的。

经验和环境塑造了我们的过去，但不该束缚我们的未来。创新的最大阻力是你的历史局限性，你受历史局限，但你不受历史决定。最大的力量来自未来。

真正的成长，是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，依然保持思考、保持行动、保持探索。